关于麦塔威
笔者：您当时创办麦塔威时身边一定不缺人脉和资源，但是您为什么选择和学生一起创办公司呢？
蔡：首先麦塔威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或者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司。它所存在的价值是将我们在校的一些无法及时变现的学术研究迅速转换成生产能力和创新的力量。因为设计学科和你们采访过的其他所有的学科都不一样，设计学科的本质是应用。设计是一种实践性学科，而且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像颜色，每年都有流行色，你今年不做，明年可能就过期了。所以，对于设计学科的教学，必须要有一个快速的实践平台，把你最新的东西发布出去、应用出去。
因为设计它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性的工作，而一些理论性学科，学者们可能穷尽一生，只是去研究一个例子，而当这个例子一旦研究出来，他可能造福的是后来的一代人，甚至几百年。所以他们的创新更多是一种原始创新，去挖掘那些最有价值的，和对人类的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东西，但是设计学，他没有那么崇高，设计学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
笔者：所以说您当初做这个公司，实际上的目的是给学生一个更早的接触社会、进行实践的一个机会
蔡：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的设计的教学，长期以来就有问题，设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然而现在我们的老师，能够做实践的老师其实并不多。如果老师不能把学生带到一个更具实战性的一个环境中，学生一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关于创业的区位因素
笔者：老师当时为何放弃国外的优渥条件回国创业呢？而且是选择的武汉这一非一线城市？
蔡：因为像德国这种发达国家，他们的市场早就已经饱和了。可能在最前沿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国外会更好，但是讲到应用领域的研究，国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目前的经济腾飞其实也应运于此，就是我们强大的人口支柱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机遇。而武汉这个城市其实我非常看好（蔡老师的夫人就是武汉人），我读书是在清华，在北京呆了很多年，但是我非常看好武汉，因为武汉在中国的潜力就像是中国在全球的潜力，它是一个巨大的空洞，而且它从区位优势到未来发展的格局，他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笔者：像现在年轻人都特别向往的北上广深，都是一些建设的比较成熟的城市，机遇其实很难抓住。
蔡：对，一方面是它们建设的比较成熟，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竞争压力非常大，然后他们的生活成本也非常高，所有在北上广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累，累没关系，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累一点反倒是好事，问题是留给你的机会不一样了，付出和回报难成正比。而武汉作为新一线城市，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期，而这个机遇期是伴随着整个的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
笔者：是的，中国整体也从刚开始的单一发展经济到现在慢慢重视文化建设了，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那您觉得现在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可以有什么方向吗，或者有什么看法？
蔡：文化它是上层建筑嘛，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谁会去很奢侈的谈享受呢，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在社会整个发展到一个水平之后他才会有市场。
同时，文化对经济等其他社会各个方面又有反向推力，就像为什么北京的生存压力那么大，还会有人愿意留在北京，因为文化氛围好，环境好，我今天可以听京剧，明天可以唱卡拉OK，后天可以看展览，而武汉就不行，武汉的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少了，说穿了，还是武汉的经济实力和一线城市有差距，然而正是因为差距的存在，给了武汉这个城市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大家会在这里谈创业、讲创新，因此华科这个学校本身的创新创业氛围十分浓厚。
关于信息资源
笔者：说到区位，武汉是处于中国的腹地，相对于与沿海、延边地区，大家会觉得在信息交流上比较滞后，导致一些先进的观念理论不能及时的传播进来，这个您怎么看？
蔡：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世界是平的》，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信息十分发达的时代，不会存在信息滞后的问题，如果倒退到十年至二十年前，信息的鸿沟和不对称是存在的，但在现在的互联网基础之上，我们的信息量迅速的被拉平，只要有互联网，你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接受到全球的信息，因此，信息是同步的。
但是为什么你们还觉得自己不行呢？这是因为信息同步之后紧跟着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过载，如果每个人都只有两三本书、几个网站，那么好，每个人都从这里面获取信息，大家获取的信息都是一样的，而当你每个人有两三百本书，有成千上万个网站可以浏览时，这时候的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你的接收处理能力，每个人获取的有效信息量也产生很大的差异。
聪明的人他会学会订阅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因此他每天同样接受的信息有效率更高，因此信息资源的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你是否养成了获取有效信息资源的便捷方式。
关于现在的创新创业
笔者：现在的创业人士的心态往往都会很躁，是否也是信息过载产生的呢？
蔡：“躁”的原因不是信息过载，而是评价成功的标准太单一了。他单一到什么程度呢？钱是衡量一切事物是否有价值的基础标准，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在谈商业模式、盈利模式、投资等等，所有的人都很焦虑，所有的人都在想我什么时候成为马云。而当你反过头去看扎克伯格、马云、乔布斯、盖茨等等，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想成为世界首富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才是最大的差异。
现在我们的创新也好，创业也罢，尤其是创业，绝大部分人的出发点是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钱人，我要去买更好的车、我要去买别墅、交更漂亮的女朋友，所有的人的价值标准是一样的。我们的价值标准被趋同后，就带来了年轻人的盲从。
为了实现同样的标准，我不在遵循内心的规则，我可以干坏事、损人利己、道德沦丧，所有的问题全都因此产生。而这样的人往往难以成功，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社会舆论的不断加持下，我们的媒体都在不断地向大家灌输：今天三十岁以下的福布斯有哪几位，为你们树立了青年的榜样，从来都是以钱做标准，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时就出现了大家都去抢同一块蛋糕，而本来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蛋糕，有人是想更轻松，有人为了陶冶自己的情操，有人是想遵从自己的内心。而当我们的价值观一旦趋同，这个时候竞争就加剧了，道德沦丧社会矛盾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并不是有人天生道德沦丧品质败坏，而是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我为了保持核心优势，为了不被别人干倒，被逼无奈而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
包括我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同样是这个问题。包括大学，我们不再鼓励学生有多元的价值观，我们考虑的是你成绩好不好，够不够优秀，在这个标准之下所有的人的价值观全部趋同，你的排名是多少，四六级过了没，发表过论文没，获过奖没，我们不再关心学生是否有才华，学生的才华是否有被彰显的渠道。
笔者：对对，实际上现在的网络新媒体也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蔡：是啊，因为浮躁嘛，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什么标题党，原因就是大家都沉不下心来了。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网络媒体，直播等等出现那么多问题，那么多炒作的事件。他们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极大的关注量，不惜造假，不惜搞很恶心的事情，不惜脱光了衣服上镜，所有的事件都直指一个目标：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网红，成为具备轰动性的事件。你看出那么多事，不都是这个原因吗？
后记
创办麦塔威，承办多场光影秀活动等等，这一些工作不仅仅只是产生了社会上的商业价值，更值得关注的是蔡老师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副院长，这些工作的初心是和学校的创新教育息息相关的。
我们在访问过程中，也谈到了对我国现代的创业的思考，作为一个有创业经历的老师，不管是地域区位的选择，还是资源的获取，蔡老师都给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而在这其中创业者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拥有怎样的价值观，往往对最后的创业是否成功起决定性作用。
